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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庄村早期就有党的活动，为革命做出过贡献。魏清运1936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发展本村魏绍曾、魏金起、魏金田、魏良田、李东成等人入党，并建立党小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该村成立了有魏文林、魏绍增等党员骨干参加的21人民兵武装，配备步枪16支，站岗巡逻，维持地方治安，与邻村实行民兵联防，打击来犯之敌。并多次配合区队武裝，到焦楼、三春一带边缘地区活动，参加扩大解放区的战斗。1947年该村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组织群众抬担架，送军粮、做军鞋，拥军支前：并动员7名热血青年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魏玉宾、魏金田、魏学思、陈章保4人先后壮烈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魏庄人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魏庄村历来重视教育，热爱文娱活动。清朝末年，本村秀才魏在村里办私塾。民国年间长垣县在此设区立小学。解放后该村与邻村联合办学。随着学生的增加，1978年本村单独办小学，有教室7间，3个教学班，5名教师：1990年扩建为完全小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恢复高考以来，该村已培养出大学生32人，其中研究生1人。魏庄人喜欢娱乐活动。解放前后该村活跃着一支30多人的高跷队，每年正月常在本村演出，自娱自乐。还应邀到附近村庄表演，小有名气。解放后村里组建了一支12人的曲艺队，唱河南坠子，农闲时在本村或外村演出。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成为村民主要的娱乐消闲形式，颇受群众欢迎。2006年，该村投资6万元建文化大院，购置了各种文体设备，成了村民休闲、娱乐、交流的好去处。魏庄村的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解放前这里缺歪少药，现在村里建有卫生室，医护2人，村民小病不出村，就可得到很好的治疗。2005年，98%的村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有了保障。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穷人有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20世纪50年代，他们组织起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有了发展。但是，到了60年代，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产受到破坏，生活出现困难。后来，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了生产，粮食产量却一直徘徊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用机械化耕作，实行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目前，该村小麦亩产800多斤，大豆亩产400多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顿庄村是革命老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早在1934年，该村顿玉阁、顿巍然、顿翠然、顿月亭等有识之士就参加了中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发展党的组织。顿玉阁、顿月亭以教书为掩护，先后在本村、四王寨、黄堌等地办学校，传播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该村建立了中心党支部，顿玉阁任书记，顿巍然、顿翠然为委员。当时，该村党员已发展到20人，邻村燕庄、杈行、许庄的党员也参加该支部活动，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该支部还是濮阳中心县委、东长秘委、东明县委的地下交通站，负责同北至马军营、南到开封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为便于秘密活动，1941年冬至1942年春，挖通了顿庄至燕庄的地道，建立了民兵武装，购置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从隐蔽活动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并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
1946年抗战胜利后，转入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此时，该村顿玉阁、顿巍然、顿翠然等7名党员骨干，先后调到地、县、区任职。留下的工作更加积极，革命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茶。农救会（会长顿修彬）、妇救会（主任窦焕），组织群众拥军支前；儿童团（团长顿修峰、顿太然）站岗放哨，送情报，防敌防特；民兵（队长顿端然）维持社会治安，参与民兵联防。王高寨保卫战、长垣县打留光，都有该村民兵参加。留光战役缴获的、弹药和粮食等战利品，一部分控到顿庄保存。顿庄成为东垣县河东区的一个红色堡垒。
该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三区等反动势力，视顿庄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3月，转移到河北，黄河以南地区沦陷后，三区等地方顽杂和逃亡分子组成的还乡团，卷土重来，疯狂报复，顿庄成了他们打击的目标。敌人以清查户口为名到该村搜查，进村就烧房、抓人、抢东西。一时村里火光冲天，狼烟滚滚，房屋被烧数10间，贵重东西被抢光，就连锅碗瓢勺也被砸的稀巴烂。农会长顿修彬、农会员顿普杨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为保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将二人活埋。在那下，顿庄人受尽了折磨。直到1949年6月东明最后解放，他们才脱离虎口，重见光明。顿庄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该村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顿玉歌，1912年出生于长兴集乡顿庄村。1937年加入中国，1938年至1939年任顿庄中心党支部书记。1939年5月至1940年10月，任长垣县竹林区区委书记。先在本村办学教书，后在黄堌“抗高”担任校长。期间，他在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员干部、保证党的地下联络畅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至1942年，挖通了顿庄至燕庄的地道，建立了民兵武装，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进步组织，使顿庄成为东垣县河东区的红色堡垒。1941年2月任东垣县县委委员，河东区区委书记。1943年2月至1943年11月任东垣县第六区区委书记。1945年至1947年8月，任东垣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曹县四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日，在解放曹县战斗中，牺牲在曹县连庄村，年仅三十六岁。
该村历史上没有学校，村里识字的人不多，1937年顿玉阁在本村办新式学堂。解放后，本村学生到邻村就读，1955年正式建立了小学：1984年重建校舍15间，办起了顿庄完小，有5个教学班，学生140多名。1959年，村里划比70亩地，公社曾在该村建立“长兴公社农中”，后改为“长兴公社初中”。1996年黄河漫滩，初中迁到大堤以东新建的郭庄，该村完小遂搬到原初中院。2004年有知名人士恩美出资，在该村建教学楼一幢。从此，完小改名为“恩美小学”，教学条件大为改善。目前，该村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恢复高考后，全村已有20多人先后考入大专院校，教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
该村原来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较好，村民主要务农，祖祖辈辈躬耕田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布衣生活。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河道北迁，这里成了黄河滩区。从此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大水经常漫滩，十年九淹。1933年黄河暴涨黑炭水，平地水深丈余，房屋倒塌，财产冲没，损失惨重。大水后，村民饥寒交加，为生活所迫，不少人扶老携幼逃到河南杞县、太康一带要饭谋生，有的沿路乞讨，一直要到山西、陕西等省好几个县。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了对黄河的综合治理，控制了大水泛滥，该村生产日趋稳定。农业合作化时期，为了发展生产，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先后在村北、村南、村东开挖排灌渠3条，总长5300多米，并修桥建闸，疏通了排灌体系，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自然灾害，致使生产下降，粮食减产，生活陷入困境。具有革命传统的顿庄人，依靠党的领导，积极进行抗灾斗争，逐步恢复了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生产责任制，为农业注入了活力。他们加大投入，靠农业机械精耕细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开创了农业的新纪元，生产发生了巨变。目前，小麦亩产800多斤，大豆亩产400多斤，农业年年丰收，家家粮食大囤满、小囤流。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该村还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已是滩区颇有名气的“蔬菜村”。该村种菜始于顿在杨一家开菜园，已有50多年的历史。解放初，大局已定，百业俱兴，群众生活也随之提高。顿在杨瞅准了商机，遂开了一片菜园。当时条件差，一眼土井，手摇辘轳，提水灌溉。他带领三个儿子，整日劳作，种菜、卖菜，销路挺好，手头宽裕。农业合作化后，该村作为副业保留了菜园，扩大了面积，仍由顿在杨儿子超然、高然，孙子付生管理，手摇辘轳改为牛拉水车，生产的蔬菜在附近集市上销售。改革开放后，顿付生在种菜上大做文章。他学习外地经验，更换优良品种，采取火炕育苗、地膜复盖、弓棚保温、化学调控、复播轮作等先进技术和措施，使蕃茄、辣椒、茄子等鲜菜，提前上市，价好畅销，收入丰厚。不少户纷纷效仿。村支部、村委会看到种菜能赚钱，也鼓励群众开菜园。并于1985年筹资办电，架上了高压线，为种菜提供了动力，手轧井换成了抽水机，推动了种菜户的发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顿付生的影响下，顿修亮父子5人甩开膀子大干，种菜面积大，品种全，不出两年成了“万元户”，1993年被评为县级劳模，参加了县里的表模会，披红戴花，受到表彰。从此，该村种菜普遍开花，基本上家家开菜园，形成了规模，吸引了大批菜贩络绎不绝地前来批发；本村菜农也大车小车地将鲜菜运到方圆百十里的城镇、乡村销售，生意红火，收入可观。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四王寨、燕庄、魏庄、曹庄等村的蔬菜生产。“一亩园，十亩田”。目前，该村种菜面积200多亩，户均年收入万余元。仅卖菜一项全村收入100多万元。不少户靠种菜发了家，致了富。
罗寨的土地，是建村时经县社领导出面协调，由顿庄、四王寨、曹庄、魏庄等村调拨的，耕地人均不过1亩。土地少，又比较分散，加之耕作粗放，水灾频仍，建村后的20余年，农业收入低而不稳，粮食不能自给，群众生活贫困，多亏政府年年救济，才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寨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全村80%的青壮年外出创业。有搞建筑装修的，有经商做生意的，有搞运输的，还有焊工、车工、木工、；毛瓦工，纷纷到外边找活干，抓收入。武高峰带领一班人长年在大连市从事建筑、装修；阎匡强、武进春、邢铜锤、邢钢旦分别在上海、青岛等地搞电焊、维修；武栓纪在建筑工地当铤筋技工；武进勇从事建筑预算。罗寨人靠勤劳的双手，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家里越来越富。目前，他们吃的是白面，穿自：是“名牌”，住的是大瓦房。全村摩托车、电三轮车基本普及，还有大型货车、高级轿车各2部：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罗寨村生机勃发，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贾庄紧靠顿庄，建村以来两村就和睦相处，一起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如同一村。旧社会，贾庄生产条件差，农业落后，且常受水灾，村民经济贫困，长年过着吃糠咽荚的穷日子。解放后，实行农业合作化，该村和顿庄划为一个生产队，牲口同槽喂，农具共同用，干活同出工，分粮一杆称，关系更加密切：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他们并肩战斗，一起改变生产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村同时推行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目前，该村和顿庄一样，小麦亩产达到800多斤，大豆亩立400多斤。改革开放以来，贾庄人也开始务工、经商、开菜园，多渠道地增加收入，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条件日益改善，生存环境逐步改观。
贾庄村重视文化教育。解放前该村是文盲村，村人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解放后，他们主动出工、出资，与顿庄联合办学，两村教育事业同步发展，目前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恢复高考以来，这个20户的小村，已有6人先后考入大学本科。村民贾茂彩、任鸟阁夫妇全力供两个儿子上学，兄弟二人刻苦勤奋，先后考入了大学本科。长子贾庆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2005年曾获国家科技奖；次子贾庆龙，山东理工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淄博某公司经理。贾茂彩夫妇教子成才，受人称颂，也成为该村的骄傲。在他们的影响下，贾庄人更加热心教育，供子女读书，求知上进蔚然成风。
据《东明县地名志》记载，清乾隆元年（1736），有四家王氏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故命名为四王寨。后来，四家王姓有三家绝户，仅存一家，其中又有一支迁往刘楼镇邓王庄。1935年另有一家王姓从河南封丘县新庄迁入；1807年李姓从长垣县找营村迁入，另一支李姓来历不详；张姓于1808年从本市定陶县张湾迁入；赵姓于1933年从本乡辛店集迁入。该村现有4姓。其中，李姓50户，280人；张姓35户，150人；王、赵2姓共22人。
四王寨解放前穷富悬殊，土地80%归少数户所拥有，大部分户靠给地主种地养家糊口，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苦日子。1933年黄河发大水，村内房屋全部倒塌，财产漂没，村人爬到树上或倒塌的房屋上求生。水落后，生活无望，趟着稀泥去要饭。1942年大旱，庄稼绝收，村人成群结队去逃荒。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穷人翻了身，有了土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农业合作化初期，该村的经济发展很快，村里骡马成群，膘肥体壮，集体还买了一辆当时令邻村羡慕的胶轮马车。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活跌入了低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吃粮有统销，花钱有救济，生产有贷款，靠党和政府的关怀，度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没有一户外出逃荒要饭。
燕庄地处滩区，为防匪盗水患，维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清咸丰三年（1853）筑寨。据传，族人李成德为筑寨卖地出资相助，事由长垣县衙督办，两月竣工。寨墙高2丈，厚4丈，周350丈，外绕寨海，深、宽各1丈，东西各有寨门。以后几十年间，此寨成为附近几村村民避匪逃难之处。清末该村寨毁于洪水，1929年重修寨墙，老会首李东亮筹划出资，动员方圆精壮人丁出工，以麦秸泥垛寨墙。寨呈椭圆形，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30米，周800米，寨高12米，厚13米。寨顶外侧有拦马墙，5米留一垛口，用以观察或支架兵器。寨外以3米的间隔并挖两条寨海，各深3.5米、宽15米，海间密种坐地柳。有东西两个寨门，两侧均架可转动射击的大型火炮，并设堆放手雷、炸药的库房。修寨以后，观井设置护寨武器“大白龙”火炮一门、抬枪30多杆、铁炮6门、炸药10多箱。
燕庄村是革命老区，1938年就在这里秘密活动，并很快建立农会、民兵班、儿童团等。这时地下党工作的重点是“反资敌”，村长李东亮为敌伪所收粮款等物资，借故软磨不交，由农会设法支持抗战。本村最早的党员李洪勋，党组织将其安插在他伯父李国才任长垣县区长的六区区部作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探取情报，在敌伪内部发展党员，伺机策反。李洪勋通过李国才，把一批交给“八路军”。1942年，李洪勋在李焕堂被捕后羁押开封，组织多方营救没有成功，后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燕庄的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李洪彩、李正典、李洪博、李洪昌、李正彦、李正昭、李东凡相继入党。先期党员和顿庄的党员同属一个支部.支部书记顿玉阁。工作方式是单线联系，支部开会一线党员参加，会址多选在坟场，集合有暗号，开会不点名。1940年，随着东明、长垣抗日政府的建立，李正彦成为本村第一任的村长，李东凡任农会长，李正典任民兵班长.李洪昌、李纯义任“青抗先”队长，李贾观任儿童团团长，李月琴、李小菊、李青芝分任姊妹团正副团长。民兵班有9支步枪，另有10余人自备耳巴炮枪。从此，村里民兵持枪站岗放哨。护送公粮。时任村会计的李洪藻把村里准备送给八路军的两匹布藏在牲口槽下，有人向伪三区区队告密，敌人对其严刑逼供，李洪藻咬牙不认，被打得10多天趴在床上不能翻身。
1941年燕庄成立党支部，李正昭任支部书记。翌年，日伪活动猖獗，日机狂轰烂炸，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支部决定开挖燕庄至顿庄、许庄的地道及燕庄村南的防空地道。地道工程由董白荣设计、指挥施工：燕庄至顿庄的地道，全长约1000米，于1943年春完成。防空地道三个月挖好，可屯兵一个排：1943年春，村民李米贵早起拾粪至东门外，恰遇日军要进剿王店村，日军叫嚷着让李米贵为其带路，李米贵巧妙地将日军带开。日军发觉上当后，便将李米贵劈死在王店村头。燕庄民兵参加王高寨保卫战，李正安壮烈牺牲，两日后召开追悼会，以寄哀思。根据区人民政府的指示，燕庄村实行土地改革。时任农会长的李世才、村长李正志带领民兵、儿童团、青抗先等组织成员，开大会批斗地主首恶份子，地主李洪文畏罪潜逃。农会集合佃户，先“倒黑地粮”，再分浮财，最后分土地。贫苦村民追求的“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发动内战，把百姓再次推进苦难的深渊。1946年9月，定陶战役打响。燕庄部分民兵编入县大队，在三春集一带活动，牵制增援定陶之敌。三区区队猖狂反扑，还乡团趁机回村反攻倒算，对革命者大开杀戒。燕庄村农会长李东凡、儿童团长李贾观、民兵李发财被他们一坑活埋在李焕堂。还乡团在本村的一个走狗与本村在三区区长杨大炮手下当秘书的地主分子狼狈为奸，诬告十八户民兵家属是，意欲将其斩尽杀绝，全村笼罩在之中。冀鲁豫五地委决定，老弱病残者撤往黄河北岸解放区，留精干人员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在反报复斗争中，首先将混入民兵内部、为敌人通风报信的内奸枪毙，接着将一地痞流氓处决，并出示布告，数其罪恶，以儆效尤。1947年10月，南东独立团袭击敌三区区部，活捉本村参与活埋李东凡、李贾观、李发财并谋划讹诈十八户家属的首恶分子2名，在四王寨召开公判大会，即行枪决。另有两名还乡团的帮凶属罪大恶极，1949年被分别执行枪决。本村地主李洪文兄弟二人畏罪潜逃，解放后被逮捕，死于狱中。
燕庄人崇尚文化，但旧社会穷人念不起书，地主设私塾，只收富家子弟入学读书。清末设官办初级小学堂，民国元年改为燕庄小学校，1916年，长垣县立第六完全小学设在燕庄，1945年迁址到张老庄村东庙内，仍由燕庄村具体筹办、管理。1945年以后，由于战乱，学校遂废。这个阶段，燕庄村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基本上都能读完初小，稍富裕的就可读完高小，地主子弟则可外出就读。李国才毕业于邢台师范学校，其长子李洪猷考入北京大学天文系。李正君毕业于菏泽国立第六中学，曾就职于南京国民政府任秘书。解放后村里办起小学，穷人的孩子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当时40多名学生，1至3年级1个复式班，教师许联科。1982年，学校迁至村东，村里自筹资金盖教室12间，有4个班。2006年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98%。燕庄村近30年人才辈出。李富才、李香云、李正祥大学毕业；李智才、李洪叶成为“工农兵”大学学员。1978年恢复高考后，已有中专生50人，大专生20人，本科生35人，其中硕士生3人，博士生1人。
解放前，本村卫生、医疗条件较差，疫情经常发生。村中有一位中医李东壁，擅长针灸，穷人看病，不收取费用，医德高尚，名扬乡里。解放初，村民李正容开了西医诊所，村里人求医治病就方便了许多。其子李文才正骨堪称绝技，有手到病除之功，不用药，不收费，誉满四方。1960年遭遇自然灾害，村内到处都是污水，村民手脚终日泡在水里，形成溃烂、奇痒；痢疾、伤寒、疟疾也同时流行。县卫生防疫机构及时组织医务人员进村，免费进行治疗。对疟疾患者登记造册，由生产队派专人提水送药，疫情很快得到遏制。村里现有两处卫生室，从医者二人。加之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全村参合率近100%。村民健康有了保障。
燕庄村历史上是个无工、少商的农业村。在漫长的岁月里，地主占有80%的耕地，穷人只有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因讨饭落居外地者20多户，且有6人死于饥饿。加之燕庄村交通闭塞，仅局限于利用自有资源搞加工，自产、自销。李奇才酿过白酒、李万禄蒸过馒头。解放后，燕庄村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村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7年夏季，因交公粮超额，县奖励马车1辆，马3匹。1958年开始，吃饭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合起了大伙。因小麦丰收，食堂办得不错。可是到农历六月初二洪水漫滩，青壮年防洪护寨，老弱病残人及大牲畜乘船越堤避水。水退后村民踏泥返村，麦子很快吃完，村里便组织劳力去堤东挖来红薯，足足吃了45天。后来，上级调来粮食、饲料、麦种，恢复了生产。村中最困难要数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连年多雨，不见收成，食堂补给困难，只好靠国家供应的粮食维持生活。1961年大伙解散，分些自留地、口粮田，村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该村还大搞深翻改土，在重碱地修筑台田。台田上种杂交高粱，沟内种植田菁。杂交高粱亩产可达400来斤，但品质差，一年淘汰。而田菁耐涝、耐碱，产量高，有出路，秸秆还能织箔，一直到现在个别低洼地块仍种田菁。1964年以后，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群众生活得到改善，队里也有了积累。先后到山西运城、内蒙、河南南阳等地购进大牲畜80余头。村里还鼓励群众饲养猪、羊及家禽，家庭副业开始复兴。
1973年到1982年的10年间，黄河漫滩6次。每次漫滩，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都派出工作组，并派来了部队、医疗队，又从梁山县调来木船，帮助抢险、救灾。之后，中央和省委指示：滩区实行“一麦一水”政策，高筑房台、村台。麦季留足全年口粮，秋季受灾或口粮不足，由国家补贴。1974年，村里修筑4个避水台。每个避水台高4米，占地2亩多。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温新月在燕庄村蹲点包队，他不仅早来晚归和村干部一起指导生产，还和村民一样装土、拉车垫村台，他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积极奉献精神，至今让燕庄村民难以忘怀：1976年，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造木船4只，每只可乘15到20人。秋季又上大水，村民驾木船到大堤救灾指挥部领取物资，运送病人裁医、学生上学。最大一次洪水当数1977年西黑岗生产堤决口，大流直下村南，支流过村西绕北，但人畜高居避水台上，安然无恙。
张老庄村在抗战时期就有领导的革命活动。1938年，顿庄员顿玉阁在张老庄先后发展党员张世轩、张道普，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41年，又发展张世忠、张世海、张世凯、张世龙、张道修、张世亮为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等群众组织。老党员张世轩组织村民自筹资金购买了6支枪，开展保家卫国活动。1946年，在打留光、攻长垣、解放开封等战斗中，党支部组织村民出动担架4副，民工30多人，接送伤员。村里还送军粮，做军鞋，拥军支前做出了贡献。张世林、张道臣等参加革命，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张世林在五营战斗中为国捐躯，年仅26岁；张道臣在战斗中多次立功，成为伤残军人。1947年6月，张世忠、张世轩、张世海、张世龙、张世凯、张世亮被三区阎秀瀛部抓住，拉到姚头村严刑拷打，逼迫说出党组织情况，但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向敌人吐露任何秘密，被敌人拉到马厂活埋。本村有一地主子弟张秀生曾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后又背叛革命，充当汉奸，与人民为敌。1932年，张秀生在圣寿寺高小读书时就成为员。1933年，张利用和伪三区区长阎秀瀛的表亲关系，打入伪三区内部做师爷。1939年任长垣县独立大队指导员。1940年阎秀瀛成为铁杆汉奸，张秀生随之叛变，使我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和农会干部被暗杀。1944年，许庄村员许联仲被张秀生抓到家里，准备晚上将其活埋，由于其家人托人花钱才幸免于难。1948年张秀生在开封被抓获，押回东明，于1951年处决。
200多年前，张金榜主持在村东修座三官庙，有正殿3间，东西廊房各3间，前面有排房，上镶琉璃瓦和兽头，内设“三官”塑像和兵卒像数尊。这里每年有一次庙会，届时不少人前来烧香拜佛，加上说书唱戏的、玩杂耍的、观光的、做生意的、卖饮食的，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后因洪水战乱庙会停办。庙院到民国时期已破旧不堪，倒塌拆除。1934年，张清田主持在本村街北建佛堂一座，房屋10余间，内有观音菩萨佛像。有2名男子在佛堂吃斋，还有10余名女性在堂内修善。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周边几十里的富户都到这里上香求佛。解放后，群众自发拆除了佛像，后佛堂和配房成了本村小学校舍。
张老庄村民解放前常受水、旱、蝗、疫四害之苦，过着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1942年，蝗虫遮天蔽日，庄稼颗粒无收，村民四出要饭。1933年6月，黄河涨黑炭水，造成全村房屋倒塌，牲畜家禽被冲走淹死。大水过后，有近70%的人家逃荒，奔波于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省10多个县。解放后，张老庄村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人分了土地，有了牲畜和生产工具，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逐步改善。从1950年到2003年，该村虽然也遭受过黄河漫滩，但每次国家都派部队来抗洪抢险，当地政府派工作组、医疗队进村防疫，并拨救灾款，发放救灾物资，安排村民生活。洪水过后抽调县直部门人员驻村蹲点，帮助灾民搞生产自救。每年6月初，国家都派飞机到滩区洒药灭蝗。确保村民生产、生活无忧无愁。
有一天，一只小燕子掉在地上，好心心疼地连忙把它捡起来，一看，腿摔坏了。他就小心翼翼地捧着找医生给它接骨上药包好，又放在窝里。几天后，小燕子长大就飞走了。第二年春天，燕子回来了，落在好心面前，从嘴里吐出一个葫芦籽。好心把葫芦籽拾起，想想：可能是叫种的。于是，他就种上了。从此，上粪、浇水、锄草，秋后结出一个大葫芦。好心把葫芦摘下来用锯锯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这下好心有钱了，生活好起来了，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有一天，邻居家一个叫坏点的人知道了，就问好心：“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从哪来的呀？”好心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对坏点说了。正好坏点家也有一窝燕子，可是，没有小燕掉下来。坏点就上去把小燕拿下一个，在地上摔了几下没摔坏，又用手把小燕的腿拧断了。他也用药把小燕包好，放在窝里。冬去春来，燕子也给坏点衔来一颗葫芦籽，坏点很高兴地种上了，秋后同样也长了一个大葫芦，坏点就想着：里面一定有很多金银。他赶忙把葫芦锯开，“嘭”的一声，葫芦里蹿出好几个青面红发大妖怪，呲牙咧嘴要吃人!坏点“妈呀”一声就吓死过去了。
明正统元年（1436），董氏从濮阳沙堌堆迁来建村，命名董家庄，后简称董庄。因与城关镇董庄同名，1981年经县政府批准，更名为西董庄。该村在清末民初曾归开州（濮阳）府管辖，为开州外庄之一，也称“飞地”。1936年属长垣县三区；1941年属东垣县六区；1947年属东明县一区；1958年属刘楼公社；1963年属长兴集公社（乡）至今。村民分属5姓。其中，董姓111户，340人；刘姓1636年从河南省淇县刘古帐迁来，269户，794人；王姓1625年从大屯乡王菜园迁来，73户，216人；白姓1955年从白庄迁来，10户，35人；毛姓1940年从毛庄迁来，4户，13人。村中刘姓在清乾隆年间曾辉煌一时，族中刘玉太、刘振藻、刘振九均为太学生，土地36顷，楼房瓦舍，还有占地30亩的习武场。
西董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42年日本兵进村扫荡，员董玉奇、刘兆营率村民英勇抵抗。1944年董玉奇任农会长，组织民兵班、妇救会、儿童团，斗地主，分田地。1946年8月，土匪300多人袭扰该村，民兵排长王良才、刘进法率民兵抵抗。大杨湖战斗时，王永年、王英如率队参加。打开封、长垣留光时，派民兵抬担架。1946年9月，为救区队长郭子汉打退追兵。1948年刘邓大军路过此地，村民送鞋送饭慰劳子弟兵。刘明成、董良如、刘仅信、刘林山参加，刘林山在大杨湖战斗中牺牲。刘兆营参加地方武装。解放后，董玉奇担任东明县司法科长。刘兆营担任东明县工商联主席。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董庄人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年有变化。1987年，民办公助，架起高压线年加宽加高了村内主街道。1992年建立农贸市场，农历每月逢二、六集市，百货门市、杂货小摊、蔬菜摊点、烧烤食品等，生意红火。1998年又把通向大堤的主要街道铺成柏油路。村民建起铸造厂、家具厂、服装加工厂、农机修配厂、副食品加工厂等。迁入新村后，又整平堤西生产路，疏通排灌渠道，扩大农贸市场，发展种植、养殖、运输业，创建石墨厂、修配厂等，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外出务工者人均年收入七八千元，群众生活大为改善。
西董庄重视教育。1942年董现修、刘运凯办私塾，1943年刘智信建抗日小学，1946年刘明右、王书臣建民国小学，培养了不少人材。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更快。1967年村民集资办起董庄完小，1970年与六合集、东岳庙、杨庄、白庄共同建董庄联中，教学质量在全乡名列前茅，多次被评为县、乡先进单位。在建4号新村的同时，建起高标准董庄完小，附近村的学生前来就读。1977年以来，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有70多人进入高校深造，其中硕士研究生5名，博士生3名；还有教师、工程师、医师等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领导干部。
地处黄河滩区的东岳庙村，解放前土地少且贫瘠，村民大多靠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风调雨顺，小麦亩产不过百斤，自然灾害严重，常常颗粒无收。黄河涨大水，不但财产尽失，还会危及村民生命。当年，村中有志青年选择了革命道路。张洪亮加入中国，任一区区委组织部长。在其带动下，村里很多热血青年投奔革命队伍。1943年秋，六区区长汪涛及机关人员驻东岳庙村南一民院内。日伪军来袭，董自荣率县大队两个排伏击来犯之敌，枪声骤起，杀声震天，敌人抱头鼠窜，我军穷追不舍，毙伤敌3人，缴获步枪两支，六区机关安然无恙。村民张洪志、张继成、郑世林、张廷备、张廷法、张兰田、张根成等随县大队编入某部13团，转战南北，英勇作战，张继成、张廷法、张廷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兰田战斗负伤，为一等残废军人。他们是东岳庙的骄傲。
解放后的东岳庙村，经过土地改革，走上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1957年修引黄干渠和排灌支渠、打机井，解决旱涝问题。20世纪70年代，推广农业技术，实行科学种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运输业、建筑业兴起，都增加了集体和个人收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水利设施，机械化耕作，间作套种、选育良种，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小麦亩产达千斤。2000年村内修了柏油路。家用电器、手机电话、机动车辆进家入户。村民外出务工、货运客运、商品零售批发，致富门路越来越多。
作为滩区的一个村庄，能有今天，靠的是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年长者还记得，1933年黄河发“黑炭水”，水深流急，房倒屋塌，人爬到树上或站到房屋的废墟上避难，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官府不闻不问。解放后也屡经洪水侵袭，村民的命运却全然不同。每次涨水，党和政府派军队救援，送医送药，发放救灾物资，灾后帮助村民重建家园。1973年涨水时，救援队及时赶到，把房台低的农户转移到堤东，妥善安排食宿；1974年曹县民工帮助村里建起两个高4米多、面积10亩的避水台。1982年洪水冲垮土坯房，政府补助钱物，重建新房，垫高房台，加高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