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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纵观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他最为关注的，其创作几乎都选择在近代以来重要历史时刻落墨，如“历史土地人”系列中《喧嚣的旷野》之于洋务运动、《沉沦的土地》之于五四运动、《崛起的群山》之于五卅运动、《庄严的毁灭》之于抗日战争、《黑色的太阳》之于解放战争等等。这些历史，无不是反映中国150多年来政治局势的变迁。同时，作品所展现的政治环境复杂多样，如《神谕》所反映的晚清帮会政治，《黑坟》所反映的民初军阀政治，《重轭》所反映的早期政治。至于为周带来广泛声誉并改编为影视作品的《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呈现出的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政治生活。
周梅森下海的结果又怎样呢？我们能拿到的资料上显示：1991年开始，他用全部家当在广东惠阳买了50平方米地皮，但开发的房地产好像至今没有卖出去；他搞车队，半路上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就用完了所有的资金；他倒过水产品，建过高速路，甚至卖过羊肉串。成功还是失败难以衡量，但他“苦斗了几年后，手里有了一些资金，我又想尝尝炒股票的滋味，于是跑到股市里转悠，A股B股全都做，我是南京股市里第一批大户”。此时，是1994年南京刚有证券交易所的时候。
“毫无疑问，我们正作为牺牲者在亲历历史。这也许是中国证券史上最残酷的一页历史。将来的证券市场研究者们也许会这样记录：2005年5月，中国股市先天不足造成的历史原罪无法追赎，新的剥夺再次发生。”不难看出，这些语言的表达与周梅森一贯的创作风格一脉相承，他希望以一个历史的见证者的姿态发出正义的声音。初读这封信的开头，让人似乎看到了他政治小说的影子，似乎让人看到了《黑坟》、看到了《原狱》。接下来又用一组“我愤怒”的排比，对强势群体借助不合理的市场秩序对进行剥削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是否又使人联想到周的一系列反腐题材作品的立意呢？
其实，对于股市以及股市的发展与改革，周梅森一向是积极支持的。这种态度早在其《天下财富》等影视作品中就有反映。“写作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天下财富》时，我和我的们在采访中国证监委、香港联交所时，特意去寻访过。我曾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为国有困难企业找到一条融资渠道欢欣鼓舞。我热情地呕歌劳动、呕歌创造，以为中国从此诞生了一个既属于融资者又属于投资者的资本市场。我向身边的朋友亲属们宣传：把你的工资稿费投入股市吧，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然而，当他发现包括自己在内无数中小投资人“把一次性的钱、把养老金、把自己孩子上大学的高昂学费”都投入了股市后，非但没有能享受到应得的利益，相当一部人甚至血本无归、家破人亡，他怎么能不愤怒？他如何面对那些经他宣传投身股市的人？他站出来代表这些受害者向大股东和国资委“挑战”：“作为市场投资者，你们和我，和任何一个中小股东都应该是平等的，你们控股大股东说一不二的蛮横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坐下来和全国中小股东沟通谈判，大家算算各自的账恺撒的归恺撒，人民的归人民！”
从他一系列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投资人。当他所密切关注的社会发展需要他站出来说话时，他从不回避。三封信以及同决策层多回合的较量，给他带来了“金丰”股改方案的未获通过，给他带来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给他带来了在千万股民中不容忽视的号召力，给他带来证券投资界“周梅森现象”的提法。虽然他下海不像张贤亮一样获得了可观的效益，但像王朔一样，下海成就了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代名词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下海，也可算得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