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体育,多宝体育官方网站,多宝体育APP下载一个社会总是要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譬如说，在农业封建社会，农民要种粮食，每年都要留足种子，要喂养好耕牛，要修理和新造农具，否则，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保障，人也就活不成了。这是生产力的再生产。当然，要成为一个封建社会，它还要不断地生产出农民和他的剥削者地主阶级，还要使这样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持续地被生产出来。它要使地契、田租、衙门和差役继续存在，使这种“天道”持续下去。总之，要使得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关系持续地存在下去，这个过程就被称作社会的再生产。
在任何社会，生产要继续进行下去，便要不断地再生产出劳动者、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再生产出生产关系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雇佣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这种生产关系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尤为重要。这样，资本便要为了劳动者种群的存续而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这个工资看上去是发给劳动者个人的，但事实上，却要发放给整个再生产中的无产阶级队伍，包括那些处在脱离了劳动关系或处在没有劳动能力阶段中的无产阶级。前者能够维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处徘徊，后者则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本身。
养老问题则离得稍微远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养老是由部落、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承担的。除开那些极端困苦的原始部族外，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并不因为他们丧失劳动力而被家庭放弃，这是因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已经能够满足老人的赡养了。否则，“孝”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笑话，就成了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迂见，而那些提倡孝道的社会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的竞争当中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既然孝道能够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可见养老在古代社会大概不是什么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大可不顾老人死活，但工人不会答应，社会也不会答应。所以，对于养老问题，资本总是要被迫予以解决的，并能从解决中发现新的赚钱门道儿。
由于人是无法确定他的寿命的，所以这种扣除和储蓄在大概率上总会高于他的预期生命，从而使得社会上的“消费”不足。毕竟，谁都不愿意“人还没死，钱花完了”。而工人又总是要按照他的日常消费和储蓄的总额，向资本家索取工资，从而他们由于需要储蓄向资本家所要求的工资就显得比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来得高。尽管这些储蓄有可能变成“投资”转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充作资本的材料，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它加重资本家的负担却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便要绞尽脑汁地减少这笔开支，甚或开发些新技术，以便能够从中牟利。养老的社会化就是这个减支增收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今天的人们大多有个误解，以为自己在今天缴付的养老保险金就是未来社会向自己支付的养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哪里有养老金的所谓“缺口”呢？应当缴付养老金的那些老人在过去不都足额缴付了那些养老金吗？他们如果在过去按照比例交够了钱，为什么还会有空缺呢？在所谓养老金的制度当中，看过去好像是劳动者为了他自己未来的支出而预先支付一笔费用，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任何指向未来的费用只是构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关系，而不可能确切地对应什么实在现存的东西。任何货币总是对应着相应的商品，考虑养老金问题也应该将金额问题还原到实物消费品和服务中去，还原到社会总产品当中去。任何消费品和服务都是当期的：商品有保质期，存久了就要坏掉，而服务更是只能在当下提供。所以，一切流通中的货币只在用于消费当期的服务和商品时才实实在在地与消费品生产相联系，而社会的总消费品则是大致按照当期用于消费的货币进行分配的：工人总是用缴付养老金之后的实发工资余额来购买它当期消费品，而同期的老人则用他们领取的养老金购买他们当期所需的消费品。所以当期养老金的扣除只是使工人减少了当期的消费，并不意味着在将来按照这个数额用领到养老金购买相应份额的商品。除去资本家的消费外，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就要按照当期工人扣除后的工资余额总额和当期养老金发放总额的比例，分配给了当期的工人和老人。比如说，当期有1亿工人，有两千万老人。工人每个月工资1万元，上交养老金两千元。那么，养老资金每个月就会有两千亿的进账。这笔现金是被储蓄起来的，可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这笔资金也就因此不再能够由工人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如果当期的每个老人领取养老金5000元，全社会就会有1000亿的养老金发放，这笔养老金将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那么，在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当中，当期的工人就消费了8000亿的份额，而当期的老人就消费了1000亿的份额，他们之间的消费品总价格之比是1:8。如果社会总消费品是一块蛋糕的话，当期老人拿走了一份，工人拿走了八份。这个时候，每个月的养老金当中就会有1000亿的盈余，但这笔盈余并不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便要出现消费品和服务的过剩。
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例子。在不同的情形中，工人和老人总是按照当期的实发工资总额与养老金总额的比例分配社会消费品和服务的。因此，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的。所谓养老金的缺口，只是当期老人要消费的当期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所对应的养老金账目余额不足。今天老人在过去交付的养老金，只是按照过去赡养所需的产品份额对过去的收入所作的切割和分配。譬如，假设在2000年，劳动者平均要交纳工资的10%充作养老金，那么这至多只是意味着2000年的时候，用于消费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中有10%要用于赡养老人，并不意味着这批劳动者在退休时能够领取任何份额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他们在退休时能够占有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的份额，将由他们退休时的总养老金发放数额和工人实收工资总额的比例决定。
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这个退休年龄不是指失去工作能力或不再获得工作机会的年龄，而是能够从社会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延迟退休年龄，就减少了用于支付这批本该退休的老人用于养老的那笔费用，降低了社会总产品中由老人“免费”领取的份额。而这笔费用原先是应当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计算在工资总额当中的，并不“免费”。同样地，现在延迟退休年龄，针对的也只是当期即将退休的人群，减少这部分开支占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至于那些尚年轻的劳动者，他们的退休年龄将由未来社会的生产条件决定。
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保障或者保险呢？它们看上去是争取福利的结果，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为资本服务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使养老社会化了。养老社会化的效果在于通过统计学的大数定律确定人的平均寿命，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层面上统筹养老支出，精确地“以支定收”，减少工人原先用于未来支出的储蓄，从而将工资压缩到最低限度。个别人的长寿或夭寿，并不能够影响社会在这方面的总支出。如果60岁退休，有的人活到100岁，有的人活到60岁，但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障就使得社会能够按照人的平均年龄来估算劳动人群和抚养人群分配社会总消费品的份额，从而使得用于消费的货币“物尽其用”，减少前文所说的超额储蓄带来的“浪费”，刺激消费，从而一面为资本家节约工资的发放数额，一面减少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机会。如果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0岁，原先的工人总是按照较高的寿命预期进行储蓄，实际只活60岁的工人也要按照100岁的预期进行储蓄，从而要求按照包含40年退休时光的消费总额发放其劳动期间的工资总额。现在则不一样了，资本家只需要按照平均预期寿命支付包含10年退休时光消费总额的养老金和工资，并将养老金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统筹，使现有的老人拿到足额的消费品，就能使现有的社会保持稳定，从而“节约”了工资支出。这样的统筹，也只有在金融资本足够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才可以进行。养老金的统筹收支本身又增加了金融资本支配的货币份额，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当然，这笔钱也因此还可以离开消费领域，用于各种投资，继续充实“市场”的力量。
资本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处在对立的两极。在社会总产品当中，资本的份额增加了，劳动者的份额也就相应减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通过各种宣传让劳动者减少消费，挤出份额来增加他们的投资，充实他们的力量，好加大马力生产，挤垮竞争对手。劳动者参加的投资活动，只要不支配生产过程，自然丝毫不能改变资本支配生产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增强自身的力量，反而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限制了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加强了作为对方的资本的力量。你吃得少了，省吃俭用交给别人投资，壮大他们的力量，最终拿自己的生活质量给他们做了件好嫁衣。
